——用人单位和其职工对损害都有过错时的责任划分应照顾职工一方

  关键词 过错推定 赔偿责任 重大过失 责任划分

  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当用人单位和其职工对损害的发生都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在责任划分时应适当的照顾职工一方,职工承担的责任在10%-40%为宜。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三十一条第(一)项。

  案件索引

  一审: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15)侯民初字第2598号(2015年9月29日)

  基本案情

  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诉称:2013年9月2日,被告吴先晖为处理余延钉赔偿事宜,向未成年犯管教所申请借款50万元(伍拾万元整),经未成年犯管教所党委会研究同意,9月3日,我所将50万元打入吴先晖农行账户,用于支付赔偿金等费用。2013年9月11日,吴先晖归还借款9万元。目前,吴先晖仍欠410000元。原告多次请求被告返还欠款,但遭到被告的拒绝,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归还欠款4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吴先晖辩称:被告原当任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十六中队中队长,2011年10月15日中午,在十六中队服刑的原服刑人员余延钉在监舍走廊罚蹲时,因讲话嬉笑被被告从背后拎起后摔到水泥地上,造成其右大腿受伤。2011年10月17日余延钉被送至福建省建新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2011年11月4日余延钉出院后继续在十六中队服刑,2012年9月17日刑满释放。2012年12月31日余延钉经武警福建省总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2013年1月10日,在福州市第二医院行“右股骨颈中空针取出术,右全髋置换术”,2013年6月5日,经福建省行健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八级伤残,2013年8月8日,经福建省正中司法鉴定所鉴定为重伤。2013年1月5日被告赔偿余延钉8万元人民币,2013年9月4日,原、被告共同与余延钉及其父母达成协议,在原告已赔偿8万元的基础上,原、被告再赔偿余延钉41万元人民币,2013年9月5日原告向余延钉转帐支付了赔偿款41万元人民币。被告导致余延钉受伤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依法应由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向被告追偿要求被告承担部分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在余延钉受伤事情上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件事后单位又成立小组,与家属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赔偿49万元,事先垫付8万元,由被告以借款的形式从单位支出50万,除了支付给余41万,剩下9万的已经归还给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对49万元进行公平的分配给双方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日,被告吴先晖向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申请借款人民币50万元整。2013年9月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人民币50万元整。2013年9月23日,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9万元整。2013年1月5日,余延钉及其父母出具收条,证明收到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干警送来的人民币8万元整。2013年9月4日,原告、被告、余延钉及其父母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协议赔偿余延钉及其父母人民币49万元(含吴先晖已付余延钉第一次医疗费人民币8万元)。2013年9月5日,余延钉出具收条,证明收到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及吴先晖的现金人民币肆拾壹万元整。2014年10月16日,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吴先晖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015年5月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106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7月28日,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吴先晖偿还借款41万元整。

  裁判结果

  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598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吴先晖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支付人民币1800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2015年5月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1067号《刑事裁定书》中已认定被告人吴先晖系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管教不当,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被告系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失,故本院对被告吴先晖系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事实予以认定。本案形式上属于民事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但实质是基于被告吴先晖在行使职权时造成被监管人身体伤害而引发了赔偿损失及赔偿责任的分配追偿问题。根据已生效的(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第11页第二段第19行中指出:“……吴先晖为制止余延钉嬉笑,使用了不当的管教方式,在被害人余延钉毫无防备情况下顺势从背后将余延钉拎起,导致余延钉摔在地上最终被鉴定为重伤,……”,被告吴先晖致人伤害的事实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点的规定情形,原告、被告、余延钉及其父母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及同意赔偿人民币49万元的这一事实实质上是原告履行刑事赔偿责任。本案是原告依约履行刑事赔偿责任后要求其工作人员吴先晖赔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问题。被告吴先晖出具借款申请书申请借款50万元用于处理余延钉的赔偿事宜,其只是原告在履行刑事赔偿责任时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质仍是原告在履行刑事赔偿责任而不是表面的借款合同纠纷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原告向被告追偿的赔偿费用的多少应当取决于各自的责任大小。本案被告吴先晖身为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人员,其应当能预见其行为可能导致余延钉摔伤,且余延钉重伤的结果具有可避免性,而被告吴先晖采用了不当的管教方式乃至自身被判决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被告吴先晖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然,本案中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我国,用人单位的责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即能够从工作人员致被侵权人损害的事实中,推定用人单位疏于选任、监督之责的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自己已尽相当的注意。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尽相当的注意,且(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中第3页第四段第6行“……笔录的记录时间事后曾被人为改动过。”,第5页第三段第9行“……次日上午1号房的组长徐成艳到他所在的号房,让他和2号房的服刑人员不要到处乱说,不然改造会很困难……”,第6页第四段第7行“……后来吴先晖告诉他余延钉是自己滑倒的,他也就误以为余延钉是自己滑倒,并在当天的要事日记本记录余延钉是自己滑倒受伤的……”,第7页第二段第7行“……余延钉一开始说是被干部摔伤的,他就让余延钉好好想想,接着余延钉就改口说是自己做卫生时摔倒的……”等证人证言中可以说明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存在疏忽管理,选人不当的情形,对当天发生的事情未履行及时调查以尽可能避免损害或减少损害的义务,因此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本身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现实生活中,被告吴先晖是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工作人员,其从事的是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安排的工作,其职务行为是为了原告的利益,原告能从被告的职务行为中获得利益,而被告吴先晖作为原告工作人员的这一身份使其在地位上属于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是法律要旨。因此,本案在责任划分上也应当照顾弱势群体即被告吴先晖一方。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承担80%的赔偿责任,被告吴先晖承担20%的责任为宜。鉴于本案赔偿给余延钉的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9万元整,因此原告应承当上述赔偿款中的39.2万元的赔偿义务,被告吴先晖应承当上述赔偿款中的9.8万元的赔偿义务。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往来账目及原告、被告、余延钉及其父母共同签订的《协议书》中确认的吴先晖已付余延钉第一次医疗费人民币8万元的事实,被告吴先晖还应向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支付人民币18000元。被告主张法律没有赋予用人单位追偿权或要求工作人员分担责任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并结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原告应有追偿权,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

  案例注解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几个问题的把握:1、本案的案由应如何认定?2、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是否存在过错?3、被告吴先晖是否存在重大过失?4、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与被告吴先晖之间责任如何划分。

  一、本案案由如何认定?

  民事诉讼的案由,是对民事诉讼内容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缩影,是法院对一个具体案件进行分类和定性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中陈述,“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案由的确定应当依据主要实体法律关系纠纷来定,其对于案件的整体解决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本案中,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吴先晖返还借用的41万元。2015年5月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1067号《刑事裁定书》中已认定被告人吴先晖系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管教不当,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被告系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失,故本院对被告吴先晖系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事实予以认定。本案形式上属于民事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但实质是基于被告吴先晖在行使职权时造成被监管人身体伤害而引发了赔偿损失及赔偿责任的分配追偿问题。根据已生效的(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第11页第二段第19行中指出:“……吴先晖为制止余延钉嬉笑,使用了不当的管教方式,在被害人余延钉毫无防备情况下顺势从背后将余延钉拎起,导致余延钉摔在地上最终被鉴定为重伤,……”,被告吴先晖致人伤害的事实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点的规定情形,原告、被告、余延钉及其父母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及同意赔偿人民币49万元的这一事实实质上是原告履行刑事赔偿责任。本案是原告依约履行刑事赔偿责任后要求其工作人员吴先晖赔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问题。被告吴先晖出具借款申请书申请借款50万元用于处理余延钉的赔偿事宜,其只是原告在履行刑事赔偿责任时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质仍是原告在履行刑事赔偿责任而不是表面的借款合同纠纷问题。因此,本案的案由应为用人单位责任纠纷而非借款合同纠纷,只有在用人单位责任纠纷这一案由之下才能解决这个案件的根本问题。

  二、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存在过错,其应对吴先晖伤人的行为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34条和第35条规定的是用人者责任,包括用人单位责任、劳务派遣责任和个人劳务责任。用人者责任,是一种特殊侵犯责任类型,它所概括的是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劳务派遣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用人单位或者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1]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用人者责任规定为两种,一种是法人侵权,另一种是雇主责任。[2]《侵权责任法》将这两种责任规定在一起,统称为用人单位责任。用人单位责任是指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由用人单位作为赔偿责任主体,为其工作人员致害的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用人单位责任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其实施侵权行为的主体特定化,只有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造成侵权后果的时候才能够成立。第二,其侵权行为发生的场合特定化,只有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才适用。第三,其损害赔偿权利人特定化,只有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第三人的损害,才构成这种侵权责任。第四,这种侵权责任是替代责任。

  用人单位责任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国内有三种主张[3]:一种主张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认为用人单位对其工作人员在从事职务活动时致他人遭受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用人单位不得主张选任、监督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已尽相当注意而免责,用人单位本身虽无任何过失,仍应就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负责。第二种观点主张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认为用人单位仅就其本身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过失,即对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选任、监督未尽必要的注意时,才负赔偿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能够从工作人员致被侵权人损害的事实中,推定用人单位疏于选任、监督之责的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自己已尽相当的注意,勿须被侵权人举证证明而直接推定用人单位的过失,就使被侵权人处于有利地位,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更好保护。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主张适用过错推定责任。首先,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律明文规定。其也对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发展不利。其次,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为由被侵权人举证证明用人单位的过错并非易事,这样容易使被侵权人处于不利地位,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及时的保护。最后,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依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规定性,用人单位责任的构成须具备以下要件,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过错的内容主要是指用人单位对于选任、监督、管理其工作人员上的过错,基本内容是过失。尽管在很多情况下,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并没有过错,但由于用人单位本身具有过错,仍构成用人单位责任。[4]法院在审理时,用人单位是否已尽选任、监督之注意义务,则须用人单位自己举证证明。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尽相当的注意,且(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中第3页第四段第6行“……笔录的记录时间事后曾被人为改动过。”,第5页第三段第9行“……次日上午1号房的组长徐成艳到他所在的号房,让他和2号房的服刑人员不要到处乱说,不然改造会很困难……”,第6页第四段第7行“……后来吴先晖告诉他余延钉是自己滑倒的,他也就误以为余延钉是自己滑倒,并在当天的要事日记本记录余延钉是自己滑倒受伤的……”,第7页第二段第7行“……余延钉一开始说是被干部摔伤的,他就让余延钉好好想想,接着余延钉就改口说是自己做卫生时摔倒的……”等证人证言中可以说明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存在疏忽管理,选人不当的情形,对当天发生的事情未履行及时调查以尽可能避免损害或减少损害的义务,因此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本身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被告吴先晖存在重大过失,其也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重大过失应当是一种有认识的过失,但同时须在客观上制造了巨大的危险。它是一种偏主观的、行为人很大程度上可避免的过错,是一种具有较强道德可责难性的过错,介于故意与普通过失之间。重大过失的判断标准,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对风险及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认识。客观方面是给他人制作了一种带来严重损害的高度危险。在具体个案中判断职工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从损害结果的可预见性、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可避免性,即员工是否具有从事所属职业的专业技能、是否具有年龄层所应有的认识能力、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是否存在不听劝阻的情形等方面综合进行判断。[5]本案被告吴先晖身为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人员,其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将受害人一把抓住裤头提起并放手,放任了受害人可能受伤的后果。作为一名狱警,其应当能预见其行为可能导致余延钉摔伤,且余延钉重伤的结果具有可避免性,而被告吴先晖采用了不当的管教方式乃至自身被判决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被告吴先晖构成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与被告吴先晖之间责任如何划分。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内,用人单位和其员工虽然在民事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职工受雇于用人单位,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职工的职务行为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用人单位将从职工的职务行为中得到更多的利益,职工的地位往往属于弱势群体,我国劳动法的立法本意即时体现以人为本,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虽然职工在从是职务活动中存在重大过失导致他人受害,但在责任划分上也应照顾职工一方,在责任划分上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雇员一方一般承担更小的责任为宜,区间在10%-40%左右。本案中,被告吴先晖是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工作人员,其从事的是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安排的工作,其职务行为是为了原告的利益,原告能从被告的职务行为中获得利益,而被告吴先晖作为原告工作人员的这一身份使其在地位上属于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是法律要旨。因此,本案在责任划分上也应当照顾弱势群体即被告吴先晖一方。本案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承担80%的赔偿责任,被告吴先晖承担20%的责任为宜。

  (第一审法院独任审判员:林妍

  编写人:闽侯县人民法院 林妍

  电话:13850118815)

  附:裁判文书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侯民初字第2598号

  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窗厦村悬钟山,组织机构代码F2573277-6。

  法定代表人周杭生,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党委书记

  委托代理人潘琦、林琪,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人员。

  被告吴先晖,男,1982年6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天骐路6号2座402,公民身份号码352229198206030013。

  委托代理人王忠钦、俞鹭鸿,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与被告吴先晖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林妍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委托代理人潘琦、林琪,被告吴先晖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忠钦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诉称,2013年9月2日,被告吴先晖为处理余延钉赔偿事宜,向未成年犯管教所申请借款50万元(伍拾万元整),经未成年犯管教所党委会研究同意,9月3日,我所将50万元打入吴先晖农行账户,用于支付赔偿金等费用。2013年9月11日,吴先晖归还借款9万元。目前,吴先晖仍欠410000元。原告多次请求被告返还欠款,但遭到被告的拒绝,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归还欠款4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吴先晖辩称,被告原当任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十六中队中队长,2011年10月15日中午,在十六中队服刑的原服刑人员余延钉在监舍走廊罚蹲时,因讲话嬉笑被被告从背后拎起后摔到水泥地上,造成其右大腿受伤。2011年10月17日余延钉被送至福建省建新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2011年11月4日余延钉出院后继续在十六中队服刑,2012年9月17日刑满释放。2012年12月31日余延钉经武警福建省总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2013年1月10日,在福州市第二医院行“右股骨颈中空针取出术,右全髋置换术”,2013年6月5日,经福建省行健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八级伤残,2013年8月8日,经福建省正中司法鉴定所鉴定为重伤。2013年1月5日被告赔偿余延钉8万元人民币,2013年9月4日,原、被告共同与余延钉及其父母达成协议,在原告已赔偿8万元的基础上,原、被告再赔偿余延钉41万元人民币,2013年9月5日原告向余延钉转帐支付了赔偿款41万元人民币。被告导致余延钉受伤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依法应由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向被告追偿要求被告承担部分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在余延钉受伤事情上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件事后单位又成立小组,与家属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赔偿49万元,事先垫付8万元,由被告以借款的形式从单位支出50万,除了支付给余41万,剩下9万的已经归还给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对49万元进行公平的分配给双方承担。

  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借款申请书,说明被告向原告提出过借款;证据二、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借款单,证据三、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证据四、记账凭证,共同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证明50万已转给被告;证据五、2013年记账凭证,证明单位已收到被告9万元还款。

  本院认为,原告证据均提供了原件供法庭核对,且被告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吴先晖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证据二、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刑终字第1067号刑事裁定书,共同证明:1、被告原担任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十六中队队长,导致余延钉受伤的行为系被告履行监管职责的职务行为。2、余延钉的受伤,被告共同支付赔偿款49万人民币;证据三、收条,证明2013年1月5日被告赔偿余延钉8万元人民币;证据四、协议书,证据五、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证据六、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历史数据查询单,证据七、收条,共同证明2013年9月4日,原、被告共同与余延钉及其父母达成协议,在被告已赔偿8万元的基础上,原、被告再赔偿余延钉41万元人民币,2013年9月5日被告向余延钉转账支付了赔偿款41万元人民币。

  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被告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日,被告吴先晖向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申请借款人民币50万元整。2013年9月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人民币50万元整。2013年9月23日,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9万元整。2013年1月5日,余延钉及其父母出具收条,证明收到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干警送来的人民币8万元整。2013年9月4日,原告、被告、余延钉及其父母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协议赔偿余延钉及其父母人民币49万元(含吴先晖已付余延钉第一次医疗费人民币8万元)。2013年9月5日,余延钉出具收条,证明收到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及吴先晖的现金人民币肆拾壹万元整。2014年10月16日,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吴先晖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015年5月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106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7月28日,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吴先晖偿还借款41万元整。

  本院认为,2015年5月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1067号《刑事裁定书》中已认定被告人吴先晖系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管教不当,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被告系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失,故本院对被告吴先晖系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事实予以认定。本案形式上属于民事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但实质是基于被告吴先晖在行使职权时造成被监管人身体伤害而引发了赔偿损失及赔偿责任的分配追偿问题。根据已生效的(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第11页第二段第19行中指出:“……吴先晖为制止余延钉嬉笑,使用了不当的管教方式,在被害人余延钉毫无防备情况下顺势从背后将余延钉拎起,导致余延钉摔在地上最终被鉴定为重伤,……”,被告吴先晖致人伤害的事实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点的规定情形,原告、被告、余延钉及其父母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及同意赔偿人民币49万元的这一事实实质上是原告履行刑事赔偿责任。本案是原告依约履行刑事赔偿责任后要求其工作人员吴先晖赔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问题。被告吴先晖出具借款申请书申请借款50万元用于处理余延钉的赔偿事宜,其只是原告在履行刑事赔偿责任时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质仍是原告在履行刑事赔偿责任而不是表面的借款合同纠纷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原告向被告追偿的赔偿费用的多少应当取决于各自的责任大小。本案被告吴先晖身为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人员,其应当能预见其行为可能导致余延钉摔伤,且余延钉重伤的结果具有可避免性,而被告吴先晖采用了不当的管教方式乃至自身被判决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被告吴先晖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然,本案中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我国,用人单位的责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即能够从工作人员致被侵权人损害的事实中,推定用人单位疏于选任、监督之责的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自己已尽相当的注意。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尽相当的注意,且(2014)晋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书》中第3页第四段第6行“……笔录的记录时间事后曾被人为改动过。”,第5页第三段第9行“……次日上午1号房的组长徐成艳到他所在的号房,让他和2号房的服刑人员不要到处乱说,不然改造会很困难……”,第6页第四段第7行“……后来吴先晖告诉他余延钉是自己滑倒的,他也就误以为余延钉是自己滑倒,并在当天的要事日记本记录余延钉是自己滑倒受伤的……”,第7页第二段第7行“……余延钉一开始说是被干部摔伤的,他就让余延钉好好想想,接着余延钉就改口说是自己做卫生时摔倒的……”等证人证言中可以说明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存在疏忽管理,选人不当的情形,对当天发生的事情未履行及时调查以尽可能避免损害或减少损害的义务,因此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本身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现实生活中,被告吴先晖是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工作人员,其从事的是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安排的工作,其职务行为是为了原告的利益,原告能从被告的职务行为中获得利益,而被告吴先晖作为原告工作人员的这一身份使其在地位上属于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是法律要旨。因此,本案在责任划分上也应当照顾弱势群体即被告吴先晖一方。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承担80%的赔偿责任,被告吴先晖承担20%的责任为宜。鉴于本案赔偿给余延钉的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9万元整,因此原告应承当上述赔偿款中的39.2万元的赔偿义务,被告吴先晖应承当上述赔偿款中的9.8万元的赔偿义务。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往来账目及原告、被告、余延钉及其父母共同签订的《协议书》中确认的吴先晖已付余延钉第一次医疗费人民币8万元的事实,被告吴先晖还应向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支付人民币18000元。被告主张法律没有赋予用人单位追偿权或要求工作人员分担责任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并结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原告应有追偿权,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先晖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支付人民币1800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74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结,减半收取为3725元,由原告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负担3562元,由被告吴先晖负担16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  妍

  二0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高  芳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 【归责原则】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一条 【职务侵权】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四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赔偿损失;

  (八)支付违约金;

  (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赔礼道歉。

  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

  《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三十一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一)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

  (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杨立新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38页。

  [2] 杨立新:“侵权责任合并规定的利弊分析”,载《法制日报》2009年11月11日。

  [3]杨立新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44页。

  [4]杨立新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48页。

  [5] 赵昕,《雇员重大过失的认定》,人民法院报,2010年11月18日。